说起基尼系数，有个误会需澄清：不少人以为，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差距；学界也有人这么看。事实上，这个看法是错的。基尼系数虽也包含收入差距，但那仅是一小部分，无足轻重，它所反映的主要还是财产差距。比如有人讲中国20%的人口拥有80%的财富，显然说的是财产而非收入。既如此，于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若基尼系数高是指财产差距大，那我们如果只单调收入不调财产岂不是避重就轻？
是的，比起收入差距来，目前财产差距的确更大，也正因如此，与其调收入就不如调财产。再说，政府调收入的办法也并不多。前文讲，收入即消费。这样调收入实际是要调消费。问题是消费怎么调？最近拜读了不少学者的文章，来来去去似乎就两条，即对工资“限高”或者“提低”，可困难在于工资乃劳动力之价，高低要由市场定。政府“限高”只能针对国企，对私企则鞭长莫及；当然，政府可提高法定最低工资，但前提是得先减税，若只加工资不减税，失业增多反而麻烦更大。
至于如何调财产，我只说重点：第一，将农村资源变资产，并为农民资产确权。农民有了财产权，才能取得财产性收入。第二，对财产课税。现在不少富人到处买房置地，你钱多买什么别人管不了，但政府要调收入应对其征税。第三，开征遗产税。此事已说多年，但不知为何至今未开征，也不知究竟难在哪里，若再久拖不决，日后财产差距会越拉越大。
原文链接：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
推动“三孩政策”落地见效，实现“三孩政策”的预期目标，需要有良好的配套政策机制设计。
首先，健全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。一是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，影响家庭生育选择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、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。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，因为“经济负担重”的占75.1%，“没人带孩子”的占51.3%，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.3%，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.9%。因此，要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，将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一体考虑纳入指标体系，科学全面地评估影响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因素。二是组织定量评估影响人口的经济社会政策实施效果。逐一逐项对照、精准分析判断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。
其次，营造良好社会风气，降低家庭婚育成本。一是婚育的直接成本偏高。近些年婚嫁方面花费的彩礼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，有的地方车、房成为结婚标配。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，年轻人的结婚成本大大增加。二是养育耗费较大的间接成本。除了直接的经济负担之外，一个家庭还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孩子的养育和教育培养上。
再次，充分运用财政、金融等工具手段调节生育水平。一是建立生育优惠政策的激励机制。二是使用财政、税收、金融政策工具对生育的调节功能作用，从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入手，加强税收、住房等支持政策，提高生育意愿。
最后，建立健全打消生育顾虑的相关服务支撑体系。养老负担和不健全的养老体制已成为制约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和变量。要建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。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，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。
原文链接：生育政策有变化配套衔接要跟上
一是有利于巩固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，这是完善农民利益联结的制度之基。这些年，各地在推进农业发展过程中，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保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地区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，未能统筹好与家庭经营的联动关系，对坚持和巩固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提出了挑战。
二是有利于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，这是完善农民利益联结的现实之需。从世界农业发展史来看，没有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，就没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程度，也没有利益联结的紧密化程度。
三是有利于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，这是完善农民利益联结的长久之计。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民当前利益联结、长远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，是更长久、更深厚、更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支撑。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。
近年来，特别是脱贫攻坚期内，各地以特色扶贫产业为载体，以农村“三变”改革为动力，通过产业联动强化利益联结，通过利益联结促进干群联心，实现了贫困群众稳定增收、集体经济持续增长。
原文链接：完善农民利益联结需把握三个原则
健全完善科研人员评价考核机制。在科技创新过程中，评价体系具有指挥棒作用，有怎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怎样的科研活动。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必须加快完善科技评价机制，扎实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，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，坚持以质量、绩效、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，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，明确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，写什么样的论文，做什么样的科研。
健全完善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机制。加快督促各地尽快出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相关配套政策，制定针对勤勉尽责、转化激励兼职离岗、国有无形资产管理等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，尽快形成适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特点和规律的政策支撑体系，保障科技成果的顺利转移转化。
加快建立自上而下容错纠错机制，细化免责制度和政策，激励领导干部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担当作为。对科技成果转化“重要贡献人员”做出明确界定，合理区分科研人员和相关转移转化服务人员的贡献，依据贡献给与相应奖励，充分调动各转化主体的积极性。
原文链接：建立三个机制 促进成果转化
山陕豫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，对黄河流域各省区乃至其他省区的发展应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系统深入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，建构文化资源谱系，有利于彰显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动力，走出一条具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。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主要涵盖民间文献资源、物质生产生活资源、民间组织资源、信仰庙会资源、民间文艺资源五个系列。只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，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新模式，推进“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”建立，才能讲好黄河故事，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。
原文链接：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与乡村价值发现
浦东首获“立法权”，既是基于浦东实际需要的考虑，同时也彰显了国家立法层面的态度：以立法授权引领重大改革，不仅可以为制度设计标注红线、划清底线，而且可以为探索减负、为改革减压，以此来鼓励改革创新者挺进无人区、步入深水区。
自1990年宣布开发开放以来，浦东新区承担了多个国家战略，扮演着先行先试的重要角色。2013年9月，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正式启航，由此揭开了中国自贸区探索的序幕。8年时间里，上海自贸区诞生了负面清单、单一窗口、自贸账户、证照分离等一系列新政，始终站在时代前沿，引领风气之先。
“喜提”特区立法权后，浦东获得了两项“福利”：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可以主动探索“先行性立法”；国家层面已经有法律规定的，可以特事特办、“变通立法”。全国人大的授权，使浦东的立法探索有了更多可能，同时也对当地的立法资源和立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浦东立法蓄势待发之际，不妨学习参考一下深圳经验。截至2020年8月，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496项，其中制定法规241项，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，其中，七成以上属先行先试和创新变通类法规，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空白，也为全国立法输送了“深圳样本”。
作为改革开放的“双引擎”，浦东与深圳不仅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强强联合、携手并进，而且可以在特区立法中彼此借鉴、共同探索。
原文链接：“特区立法权”能给浦东带来什么？
一是不断增强“立时代之潮头、通古今之变化、发思想之先声”的使命意识。哲学社会科学不只是具有“学术”本身的意义，而且关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。“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，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，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”。这就要求我们为坚持中国道路、弘扬中国精神、凝聚中国力量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。
二是不断强化“坚持问题导向”、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的主体意识。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，理论思维是以理论把握现实、引领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。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，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”。
三是不断强化“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”和“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”的原创意识。哲学社会科学的“原创性”，集中地表现为“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”和“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”，赋予学术思想、学术观点、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、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。
四是不断强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。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则不仅是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，而且是特色、优势和自信的体现。
五是不断强化“立志做大学问、做真学问”的担当意识。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极为艰难的进程。在艰苦的学术研究中，“真诚”是学者的学术态度，“真实”是学者的学术根基，“真切”是学者的学术建树，“真理”是学者的学术追求。
原文链接：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
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。长期以来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秉持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，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、宽广的科学视野，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李四光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，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。
培育和增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。创新引领发展，科技赢得未来。纵观人类发展历史，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，惟创新者进，惟创新者强，惟创新者胜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，大力弘扬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敢于提出新理论、开辟新领域、探索新路径。
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。面对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，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静心笃志、心无旁骛、力戒浮躁，甘坐“冷板凳”，肯下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苦功夫，从而不断取得重大成就。在新发展阶段，在迈向科技强国的征途上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更加光荣、责任更加重大。
原文链接：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
要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，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。一方面，要以有效需求牵引并刺激有效供给，但不能脱离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大供给，以免造成资源配置失衡和无效；另一方面，要以优质供给及时适应和满足需求的变化，并不断创造新的需求，形成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。
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具体来看，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推动核心技术攻关，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“揭榜挂帅”体制机制，以解决真问题为目标，不断激活创新动力，推动科研资源优化整合；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，注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；需鼓励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上发力，促进企业通过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，既满足传统消费升级的需求，又满足持续增长的新消费需求。
要充分释放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。要释放消费市场的潜力，需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上切实发力，从根本上解决抑制消费需求的重点问题。
要促进充分就业，提升就业质量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重点要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构建更完善的社保体系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人才发展环境；针对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众，要通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，合理加强教育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；加大对劳动者的培训力度，使其具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；等等。
原文链接：立足战略基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
一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。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健全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；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，持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。
二是提升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。打破主要城市间现存的运输能力瓶颈，促进港口群联动协作，构建高等级航道网，推动区域港航协同发展；加快建设高层次、统一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，统一标准、统一接口、统一规则。
三是建立协同共治的市场监管机制。加强跨地区综合执法；共同开展环境保护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合作，强化执法联动。
四是建设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。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；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，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，加快建立协调衔接的劳动力、人才流动政策体系和交流合作机制；构建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开发利用端口，建立数据资源产权、交易流通、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，推动数据资源跨地区、跨行业综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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